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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三問”后的第四問

時間:2019-10-30來源:網友提供 作者:云也退 點擊:
靈魂三問

 
  某人走進鐘表店,看了一圈,問店主“怎么你店里的每個鐘走時都不一樣?”店主回答:“那就對了,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哪臺鐘表是走得準的呢?”
  
  這是個老笑話,之所以存留到現在,是因為它有智慧。全球時間的統一是一件帶來便利的事情,但正如那句名言說的,“參差多態乃美麗之源”,以科學、精確的名義取消了彼此的區別,只怕也是損失。假如說,鐘表不能隨意犧牲走時精確,那么試試把鐘表換成地圖呢?不把公元7世紀一直到19世紀的老地圖統統掛出來,還真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地圖有多么準確,準得簡直無聊了。
  
  打開這本《歐洲地圖里的世界文明史》,看看自從公元7—8世紀以來,歐洲人如何描繪自己所處的地方,真有美院老師瀏覽小學生作業的感覺:壓抑著想笑的心思,去發現個把閃爍的靈光。絕大多數都是“草圖”,幾個大色塊,一些鬼畫符線條,配上羊皮紙發黃的質感,視覺是既簡陋又奇異。很多地圖,假如轉而收到某本醫學史里,當作一張解釋人體血液循環的圖,甚或精卵活動原理的圖,也是毫不違和的。總感覺,作者畫著畫著就“放飛自我”了,他們起碼是沒打算以今天我們對地圖的期望,來期望他們的作品。
  
  當然,他們的知識和技術太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志不在此”。精確并不重要,他們核心的追求,是表現一個在基督教價值體系想象之中的世界的形象。比如,8世紀塞維利亞的圣依西多祿大主教,他畫的地圖,是把一塊圓形的大地分成三份,成為三塊大陸,亞洲在上邊,占1/3或更多,非洲和歐洲各居下半圓的左和右,分割三地的兩條線都是水體,分別是分割亞非的地中海和分割非歐的尼羅河。這種地圖,被稱為“T-O地圖”,即指它的基本形態是一個O里縱橫兩條組成了T形的水體。最后,地圖有個“中心”,那就是耶路撒冷。
  
  這種中心—周邊的格式,之后八百年里都沒有大的變化過;它是主觀的,以古代知識為基礎,而古代知識的核心是《圣經》,人們把現實中看到的一切都理解為《圣經》記載的大洪水之后的景象。圣依西多祿所標注出的那些大陸和水體,以及耶路撒冷,是他認為記載于《圣經》的重要的知識,而他不標注的那些則完全不重要,因此也不必關心。T-O地圖是信仰的證明,是“觀念先行”的寫照,雖然它完全不具備查考價值,但當你面對一張世界地圖,為“這里我沒去過,那里我也還沒去過”而焦躁不安的時候,是不是也會對當年那些無知古人內心的篤定沉穩表示五秒鐘的羨慕。
  
  雖然八百年來總體停滯,地圖的繪制技術還是有緩慢的進步:細節在逐漸增多,海岸線變得更加曲折、凹凸,有了海灣和半島,海洋里有了一個個島嶼,在地中海、尼羅河、頓河等有限的水系之外,人們還認識了黑海和紅海等,并設法將它們確鑿地塞進地圖里。在11世紀,一幅盎格魯-撒克遜地圖,已經可以把一個肉眼可見的不列顛畫在了地圖的一角,只是需要好好辨認一番。
  
  信仰統治了中世紀人的心靈,地圖是信仰的延伸證明,不過制圖者的謙卑也昭然若揭,他們在“世界”周圍的角角落落填滿了天使的形象,有時把自己高帽長袍、面容恬淡的樣子也一起畫進去(現在的測繪員可干不出來這種事)。他們都是知識精英,可缺乏畫好一幅地圖的最關鍵的條件,那就是,他們整日靜坐禱告外帶思考上蒼,足不出戶,對外界嚴重缺少第一手的了解。相反,最有資格畫地圖的人,卻干著勞力者的職業——他們是遠洋出海的水手。
  
  《歐洲地圖里的世界文明史》一書所說的最有意思的點之一,就是解釋了這些教會學者,是怎樣與擁有實踐知識的水手們發生接觸,從而提升了對世界的認識的。原來,是那些出海的商船,因為需要司法人員和牧師,請了教士上船隨航,這才讓他們得以親眼看到更多真實世界的樣子,收集到更多更準確的地理數據和信息。另外,就是很少數的教會里的抄寫員,由于對水手們的航海圖發生了興趣,或出于其他的機緣,將其描摹下來并予以傳播,從而推動了地圖的進步。
  
  第二件有意思的事情,也許對今人的啟示更大:在公元8—9世紀查理大帝的時代,古希臘地理知識初步接收到了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信息,使地圖上出現了印度洋,繪圖者更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世界必須保持兩頭平衡,否則就要翻了——而預測印度洋南邊有一塊陸地,并大膽地畫了出來。到12—13世紀,十字軍東征再度提升了東西方的交流程度,歐洲人的眼界被進一步打開。這場“交流”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血腥的,卻啟發我們思考今日東西方的裂痕。當年,敵對的雙方其實同等虔誠,如今則是事實上已十分淡化上帝信仰的西方,面對仍然以信仰為重心的伊斯蘭,溝通的難度比之當年如何?為了達成新的交流,兩邊是否依然“必有一戰”?
  
  不管怎樣,現今是沒有地理大發現引起的激動了;昔日地圖都反映了猜想和探索,是鼓勵頭腦中的想象和現實中的進取的,所以面對它們,我們也必須想象當時的主人的心情,體會他的想法:他真的會產生如倫敦大學的地圖學家杰里·布羅頓所說的感覺,即“忘記了自己其實只是在看一幅地圖……覺得個人晉升到了神的高度……飛入云霄,俯瞰大地,以神明的視角一覽整個世界”?真有這個視角,那么圖本身是不是符合事實,似乎就無關緊要了,因為一覽無遺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有時,我們還能在古人身上發現自己熟悉的心理謬誤:古人習慣夸大自己所知的那一塊區域,把它在地圖上放在格外突出的位置,而在社交媒體制造的圈層社會中,我們不也常常把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的生活方式或看法當作社會主流?
  
  這本書的作者也是有側重的,書寫對象集中在中世紀晚期經文藝復興到18世紀這短短三百余年間,其他時代的地圖,包括重要的托勒密世界地圖(托勒密據說是第一個使用了經緯線的地圖制作者,但這一說帶有太強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實可存疑)則作簡略處理。它總體的歷史邏輯是:文藝復興重新發現的古代文本,加上航海人的活躍,以及印刷術等技術上的突破,使得新獲得的大量地理數據得以以小字母形式被充實進了地圖之中,又得以相對快捷、高效地印刷,地圖制作者也可以比較方便地修改、增補并出版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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